在哲學界常常有許多嚴肅而熱烈的討論，例如在心靈哲學有第一人稱論述與第三人稱論述的爭論，在科學哲學有科學實在論與非實在論的爭論，在語言哲學仍然有真理理論與意義理論的不同見解，甚至再追溯得久一點，物理界在二十世紀初還有一場量子力學的大辯論，其核心議題環繞在決定論與非決定論的爭議。
如果針對這些爭議的脈絡與內涵加以分析，我們會發現它們實質是包括了對於人們理性能力界限的討論。例如在心靈哲學裡會討論，我們要用什麼科學技術與概念去模擬或重現「心靈」的機制；在科學哲學裡會討論，科學命題的「經驗證實
」如何可能；在物理學裡會討論，我們能否確定微觀世界的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
。這些爭議約略可以分為兩個傾向（當然這並非是全然二分的區別），抱持著人們理性能力有所界限的人會偏向認為：「心靈」是不可模擬的、所謂的科學經驗證實有基本的困難、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原理是不可踰越的；另一方面，高抬著理性或抱持著所謂的界限有朝一日終將不是界線的人會偏向認為：「心靈」是可化約（也許他們更傾向用「還原」這個字眼來代替「化約」）而可模擬的、證實標準即是意義標準，除了邏輯真理，作為事實真理的條件必須要能夠被經驗證實、或者我們終會找到一種方法來繞過測不準原理所造成的問題。而類似這樣不同立場的爭論，仍然持續在不同領域的不同問題點展開。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見拙作〈關於歷史與理性化的弔詭〉），在科學方面自十七世紀，對天文星辰的發現，牛頓（ Isaac Newton，1643-1727）力學的成功推論，生命科學的解剖實驗，後來的工業革命促使工商業的蓬勃發展，這使得人們已經開始談到永恆、整體、無限、極限與控制等觀念，進而野心勃勃地探求統一與絕對的終極解答。理性邏輯在科學上的成功，不知不覺變成了決定論的溫床，與理性至上的自滿時代呼應相生。可是十九世紀末卻是人類思想各方面轉變最劇烈的開始。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演化論首先挑戰人們對於自身在歷史中的定位－－人類起源於動物，具有原始的獸性，並非是高貴而先天理性的物種。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1856-1939 ）的潛意識理論又挑戰人們對於內在自我的定位－－主體概念受制於童年經驗而非想像地穩定，其中有大量而複雜的非理性成分。近代物理中相對論、量子力學與混沌理論等又再挑戰人們對於自身在時空中的定位（見拙作〈近代物理與新認識論〉）－－因果關係並非是絕對可判知的，無論在微觀世界或巨觀世界都有我們無法確定的事件狀態。近四十年的後現代主義更批判理性中心，而企圖解構原有秩序的現代性概念。總的來說，這段歷史的發展是人們走向世俗化，人們漸漸瞭解到理性的效力遠不如兩個世紀前的樂觀氣氛，漸漸地科學家必須要承認，人們面對「無限」與「整體」觀念，以及對於自然界客觀掌握的無能為力，甚至理性也可能如同其他觀念一樣
，只是某種宰制人們已久的信仰體系。理性的基礎與所謂的合理性並非如人們想像的穩固或不可檢討。